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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对李普曼思想的影响——1922~1925年
发布时间:2016-08-16 09:02:56    浏览次数:1173

李普曼对于民主政治的思考,试图运用理性的方式去解决现实的问题,并相信人可以运用理性去建构良好的政治秩序。而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二十世纪,李普曼企图用“权威”去“拯救”民主、公众甚至新闻业的愿望最终破灭。由“暂存依恋”转变为了“抨击质疑”。

一、进步主义势力被取代

进步主义运动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末,在此期间,贫富差距、犯罪、种族、劳工与妇女保障等问题都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许多美国的知识分子均投身于这场运动,李普曼也作为进步主义人士参与其中。1918年李普曼作为巴黎和谈中威尔逊顾问班底成员,切身参与劝德军投降传单的书写。1922年前后进步主义势力逐渐被保守主义势力逐出历史舞台。总统哈定努力使用现实主义及实用主义的方式解决问题:“在同同盟国各政府达成协议之后,哈定政府就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着手解决美国及其公民实际关心的那些国际问题。”对于国内政治的处理“国家选择减少对大企业主和商业寡头的干涉,增加精英们的权利。”而李普曼的思想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影响并开始转变:“不管的政府不再是最好的政府,相反,只有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公众的政府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p239、251)

二、犹太身份的避之不谈

对于伦道夫?伯恩提倡的“双重效忠”,即建立一个“跨民族的美国”,成为“第一个世界性国家。”李普曼表示困惑,并且某种程度上更倾向排犹主义:“他反而接受了排犹主义的前提,指责犹太人履行了非犹太人社会强加给他们的职责。…认为犹太人的文化传统应该被淡化,而不是应被坚持。”(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p167)李普曼对于自己的出身采取视而不见,更多赞成犹太人融合于更广阔的文化之中,即“非犹太文化中”。他委曲求全的做法,更可以说是“自我否定的一种形式。”或许这种方式是李普曼对于自我的一种保护,亦或说消除民众对其的敏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对自身身份的否定在某种程度上对李普曼后期观念的形成有着巨大影响。正如斯蒂尔所言:“他变的越发谨慎,越发警觉。...他的个人缺乏保护也侵蚀了他的浪漫主义。”同时,在他对犹太人的态度上,或多或少可以看到其在《幻影公众》中对公众“不可期待”的影子。

三、1922~1925:《世界报》任职期间思想的转变

1.欧洲混乱状态对《公共舆论》的呼应

在李普曼1922年正式任职《世界报》之前,曾赴欧洲进行实地考察。当时的欧洲处于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战争夺去了60万亿意大利人的生命…意大利共和国濒于奔溃的边缘。”(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这样的状态更加证实了李普曼《公共舆论》一书中所探索问题的必要性。

《舆论》提及了“头脑中的世界图景”与“刻板成见”两个重要概念。“头脑中的世界图景”认为世界由媒介呈现,但是媒介不可能呈现真实全面地环境。同时媒介有自身的利益诉求,而媒介的受众,即公众是受到媒介所左右的:“人们一般都承认,新闻报道是接触看不到的环境的主要手段。”(公共舆论,李普曼,2006)在这个基础上,李普曼认为公众无法做出全面真实的判断。新闻机构被赋予的用途,已经超越了新闻机构的能力:“当新闻机构被看作是一个直接形成民主的机构,成为一个客观公正的舆论法庭,这超出了新闻机构的能力,使之不堪重负,不能承受。”(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

“刻板印象”认为公众自身和媒体自身都具有成见。并根据成见对事态进行有选择的陈述:“成见系统是一个有序的、多少和谐的世界景象……它们不是世界的全部景象,但却是一个合乎我们需要的可能的世界景象。”(公共舆论,李普曼,2006)

李普曼认为专家群体是知识精英而非政治精英,不进入政治决策。而专家建议的对象是政治精英。但谁又能保证专家和普通大众不同,没有“陈规陋习”呢?他们又怎能全然的超乎普通民众而不具有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呢?由专家向“特殊阶级”提供信息这种方式,与民主思想相悖。“专家”的提出,可以说是李普曼基于“人性本善”的坚持:“他仍然想方设法地使自己观点中悲观无望的结论符合那种对人类性善所怀有的缠绵信念。”(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

2.对报业及民众的再质疑

如斯蒂尔在文中所言:“战争结束后的头几年,李普曼在一种挥之不去的浪漫理想主义和一种与日剧增的理智上的超脱之间摇摆不定。”《世界报》对李普曼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形式”。(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p174)正因为在《世界报》的任职经历使他逐渐抛弃浪漫理想主义。

李普曼加入《世界报》弥补了外交事务撰写的缺陷。于1923年夏,李普曼成为社论版主编,在决策机构理事会获得了一席地位。而同为决策机构理事会的另两位成员斯沃普与克罗克与金融家巴鲁克都有亲密往来,并在报刊中过分夸张巴鲁克的过人之处:“斯沃普是巴鲁克的公共关系顾问,在《世界报》上把巴鲁克宣传成金融界的奇才。” “克罗克每个星期在他的专栏文章里援引巴鲁克的话,好像巴鲁克是美国最有才华的人。” (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p178)在以揭发丑闻和报道大量黄色新闻起家的《世界报》理事会上层,依旧有因个人利益诉求进行的新闻报道及社会评论。

 

在任职早期,李普曼对“智力检测方法”进行过强烈抨击,他认为,智力是先天能力与后天知识积累的共同体,而对于“科学家”宣称可以测定先天决定的学习能力,他认为:“智力测验由持这种教条的人来进行只能导致一种智力等级制度。”(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p185)

同时,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迷信的狂热已经到达了危险的程度。李普曼与魔术师胡迪尼联手策划魔术表演力求使人相信:“任何有天资的魔术师都能表演猜测出别人心思的技巧。他所做的根本不是什么超自然的东西。”(李普曼传,斯蒂尔,2008,p184)民众对于此类不可信事物的轻易相信应证了李普曼对于民众的质疑,而“普利策在实验后仍旧不肯轻易放弃对迷信招魂术的信仰”与先前的“智力测试”实验,几乎肯定回答了质疑者的问题:对于“专家”而言,也与普通大众一般,具有“陈规陋习”。这或许开始动摇李普曼对于所谓“专家”这一“精英人群”的划分。

3.理想的幻灭:《幻影公众》的悲观论调

在李普曼的领导下,《世界报》社论版不再那么“黑白分明”,变的更为理智且细微。维拉德对此毫不留情的抨击指出:“社论版不能选择一个立场并把它坚持到底。”

李普曼并不屑于对论战进行立场选择。他对新闻机构及民众由早期的质疑转向不抱期望,亦或说,早期所抱有的一丝可以被称之为“浪漫理想主义”的坚持在《幻影公众》中难寻踪迹。

这种悲观论调在《幻影公众》中展现的淋漓尽致。李普曼对公众理性的怀疑达到极致,他的观念具有强烈的怀疑主义色彩:“当理性主义被推至极致时,它会进入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形而上学的方向,即试图用一种纯理性的因素来说明那稳定内在的结构;二是引出激烈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此时李普曼所诉诸的理性便完全进入了后一种方向。”(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单波罗惠,2008)。李普曼认为,公众“只是偶尔了解、评判或影响他们达成的某些共识”,不应对普通大众寄予更多的期望,认为:“公众应该适得其位,这样他们就可能行驶其权利;我们每个人才能得以摆脱那帮懵懵懂懂的乌合之众的蹂躏和喧嚣,得以自由自在的生活。”公众在他看来,更多应该是秉持公共事务旁观者的身份:“公众作为公共事务的旁观者,无法成功参与讨论,帮助解决问题。”(幻影公众,李普曼,2014,p72)

李普曼对“多数人统治”提出质疑,并不认为人数众多便代表具有最高权力:“在政治上为多数人统治辩护的做法并不具有伦理道德方面的优势,一场以多数人统治原则为基础的选举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是一种变相的和非自然属性的内战。”同时认为媒介在公共事务中“做的最好也就是提供简单、清晰的标记,为人作出合理行为进行指导。”(单波黄泰岩,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2003)

相比于之前在《公共舆论》中对专家所抱有的幻想,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已经摒弃了对专家的信赖。更多的是将人划分成了“局内”与“局外”两大类,而局内人对于事物掌握足够多的知识与信息,并因此对事物做出判断与处理,而局外人,即所谓的大众,更多是以“跟随”的姿态在“局外人”之后。

四、结 语

由此,李普曼已不再是社会主义者或者说是进步主义者了。他以限制公众而得以保护民主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美国主导性思想,即“留民享,去民治”相一致:“是一种具有中央集权色彩的国家约束和控制的治国思想,从民主的概念中驱逐出民治的内容而保留民享的成分。”(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胡翼青,2012,p49)就如《传播学科奠定》中所述的那样:李普曼的思想成为了美国统治方式转型的重要理论基础,美国开国时那种朴素的自由主义观念和世纪之交的进步主义观念被李普曼之流转化成舆论共识的思想和社会控制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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